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属性，影响了20世纪全球广泛地区。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个世界”等。
“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不少诗词，经其本人手定正式发表的有39首。此外还有一些未经他本人手定发表的诗词。中国出版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著名的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收入诗词67首。毛泽东著名诗词有《沁园春·长沙》、《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贺新郎·读史》等。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为学问家，毛泽东终生治学，是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中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批米丁着、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着《实践论》与《矛盾论》，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毛泽东酷爱读史，晚年几乎通读二十四史，多读重点史册或篇章。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中，特殊性即矛盾的特性。为了解决问题，在各种矛盾中，应当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应当抓住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又可分为对抗形式的和非对抗的。
毛泽东自己评价：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在回答记者斯诺时，他说道：“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态度
“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这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读书做笔记是读书的重要环节。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好习惯。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课堂随记，一类是文章摘录，还有一类就是课后自学的笔记。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
在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经典之作，在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有约达12000字的批注，其中标注十分精细，包括很多自己的见解与点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毛泽东一生研读《二十四史》，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通读了全书，有些纪传，研读了几遍，并留下许多圈划和批注。毛泽东批注过的古籍还有《三国志集解》《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十六国春秋》等几十种，而且在各种场合联系实际，活用《二十四史》的典故。这充分表明毛泽东读书治学的严谨态度。正是他博览群书、深思钻研，从而能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知识的价值在于转化，学习的意义在于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这里他就特别强调了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社会和天下万事万物。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得较为透彻的人，这源于他在青年时期就养成的读书思考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认识。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公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1918年8月，毛泽东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途中游历了三国的魏都许昌等。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写下了很多笔记，并把这些笔记整理成通讯，登载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关心中国，想要改变旧社会现状的人真实了解到中国广大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毛泽东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纵观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实践，就是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要先了解中国，就不可不读“无字之书”。正是对“无字之书”的钻研，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让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早期的调查实践活动对青年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读之用之，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代序）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关于读哲学。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历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
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道：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毛泽东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2
毛泽东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革”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八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毛泽东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由此感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毛泽东常怀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很有几分遗憾地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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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不停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著作《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毛泽东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了。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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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
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
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收获，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道：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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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形成发展的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
1。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毛泽东的阅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2。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8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3。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和毛泽东见过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二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作者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毛泽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毛泽东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所谓学用之道，精华或在于此。
毛泽东读书“八法”
汪建新
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成就了千秋伟业。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去探寻毛泽东成功的奥秘。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他志向远大、信念坚定，他性格刚毅、胸襟豁达，他一心为民、顺应潮流等等，但他学而不倦、博学多才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酷爱读书，嗜书如命，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能生巧，堪称典范。我们不仅要学习他的求知精神，更要学习他的读书方法。这里介绍毛泽东读书的八种方法。
注重读无字之书。毛泽东非常赞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一生中读了两部大书，一部是“有字之书”；一部是“天下国家万事万物”的“无字之书”。毛泽东一生走遍大江南北，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学到哪里。他把祖国的自然、历史、民情、风物融为一体，一草一木地寻看，一山一城地登临，一溪一河地驻足，不断坠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浮想联翩的情境之中，与历史贤哲隔空对话。正因为毛泽东饱读无字之书，使他对社会现实有着透彻的了解和体悟，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有字之书和中国国情的无字之书结合得浑然天成。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认为，“绩学之士，读书必有剳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矣”。毛泽东读书做笔记的好习惯就是从恩师那里学来的。毛泽东每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会在重要的地方画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或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作标记，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批语。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曾在《伦理学原理》这本约10万字的书上用小楷写下近15000字的批注。不仅如此，毛泽东有时还把文中的精彩章节和语句摘录下来，总结心得体会。这些笔记、批注不仅是毛泽东对所读书籍文章的真实感悟，也是他同作者思想、观点的交流碰撞。
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毛泽东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时，他提倡“四多”，认为要在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基础上做到学思结合。在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明确提出这个陋习不可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读书十分注重独立思考。在读《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书时，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发现这些书中讲的都是些文官武将，从来没有人把农民作为主人公去正面塑造。反复琢磨后，毛泽东意识到作者在著书时，本意就是通过歌颂统治者来粉饰太平。正是在不断地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联系实际，时刻居安思危。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强调在读书过程中，要将书本内容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与党的建设的实际，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实际，与读书人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要做到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实记。比如，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注重对比，深入研究。毛泽东善于将同一个内容的不同作者、不同版本、不同体裁、不同注释、不同评说的书，或者将同一类文体不同作者的书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形成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终生爱读《楚辞》。1957年12月，他要求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与《楚辞》内容相关的著作收集起来。工作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寻找，最终收集了50多本相关书籍。对于题材相同的书籍，毛泽东还常常把观点相反的版本对比起来通读。他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借来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且明确表示不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产阶级学者撰写都一并借回。
好书要反复读。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他对喜欢的书籍，总要一遍遍地研读，一次次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他都会在封页上画一个圈。在他的藏书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至少画有四五个圈。有些页面上留有各色的批注，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反复阅读时留下的手迹。其中，毛泽东最常读、精读、细读的一本书当属《共产党宣言》，他说自己读《共产党宣言》不下100遍。每当毛泽东遇到困难时，就会不自觉地翻阅这本书，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则全部都读，每阅读一次，他都会有新的收获。
勤学好问，虚心求教。《论语》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毛泽东提倡要甘当小学生、善于发现问题，要勇于提出问题、积极寻求解惑之道。毛泽东求学期间，湖南一师汇聚了很多有名望的老师。毛泽东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甚愿日日趋前请教”。1916年暑假，他步行120里到板仓求教杨昌济老师，当得知距离板仓40里的地方还住着一位留学归来的学者时，毛泽东第二天就启程前往拜会。他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深受老师们的赞赏。不仅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于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同样号召：“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不同内容交替阅读。读书学习本身是一件很费脑筋的事，容易使人疲倦，但毛泽东在长期的读书学习中悟出了许多克服疲倦的方法—那就是交替阅读不同内容的书籍。有一次，曾志问毛泽东：“成天看书不觉得疲劳吗？”毛泽东说：“一样东西看多了也实在累。我的休息方法是，一本书看久了，觉得疲倦了，就放下来，换上另一本再看。兴趣一来，疲倦就打消了。换着看书，就等于休息。”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对不同流派古典诗词的欣赏趣味时，曾经写过一段很精彩的评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可见毛泽东阅读疲倦时并不是搁置手中的书籍，而是通过交替阅读不同风格的作品来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克服疲倦、保持兴趣。
以上介绍的八种方法，远未涵盖毛泽东读书学习的全部经验。读书有法、法无定法，读书要从个人的学习、工作、思想、需求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千书一法，要做到因人而异、因书而异。
（来源：《旗帜》2022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毛泽东十分喜欢读书，他曾经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读书学习，读书学习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读书学习生活，不仅为人们树立了伟人精神和品德的榜样，同时也给人们诸多的启示。
读书目的：理想性与实用性相统一
读书先立志，毛泽东主张读书首先要树立崇高的理想目标。少年时毛泽东读了《盛世危言》，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呜呼，中国其将亡矣。”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感到十分痛心，于是他决定离开韶山前去湘乡县学习。在临别时，他给父亲留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在东山学堂学习《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十分钦佩拿破仑、华盛顿等人，他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了国家的振兴而努力奋斗。为了表达自己的这种理想信念，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子任”，即把天下存亡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毛泽东读书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国家的危难，也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这种责任感深深激发了他求学的愿望，这种意愿不再是从前为了从书中获取乐趣而读书，而是升华为为了振兴祖国而读书。
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崇高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教育他的子女要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1964年，毛泽东写信给远在苏联求学的毛岸青，希望他认真学习，将来学有所成之后回国为人民服务。他对自己的儿媳教育也是如此，他让刘思齐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去，叮嘱她要少一些女儿气，多一点男子气概，为这个社会做一番事业。
1937年，陈云对毛泽东谈到，由于没有经验，所以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也曾经犯过错误。毛泽东却不赞同他的说法，认为不是经验的原因，而是没有掌握真正的方法。后来毛泽东读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认识到因为离开了辩证唯物论来分析问题，所以才会导致犯这些错误。那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呢？毛泽东总结为四个大字：实事求是。那就是重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
读书内容：广博性与专门性相统一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当你的学识足够渊博的时候，你就似站在了山巅之上，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学识不够，那就只能在暗沟里摸爬滚打，十分艰难。”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各样的书籍，囊括了马列、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自然科学、古典小说、诗词等等，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刚到湖南省图书馆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所以他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了，在这里他学习了很多的知识，包括世界史、哲学、文学著作等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毛泽东接触到了第一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这对当时的毛泽东影响十分大，在这种兴趣推动下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在湖南一师时，毛泽东只想学习社会科学，因为当时他迫切想要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年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毛泽东对改造社会的途径开始发生转变。在读到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的时候，书中将科学进行分类，认为数理化揭示了自然界不同领域的变化及其规律，生物、博物学则教人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寻找事物内部的联系。毛泽东读了之后，深深感触到要想研究社会科学，就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开始意识到知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基础、社会科学知识，那么其知识的掌握就会缺乏深度与广度。
毛泽东不但自己学习自然科学，还组织领导党内的同志一起来学习。1940年，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里也包含着自然科学，所以大家要多学习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掌握真本领。”在日理万机之余，毛泽东阅读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科学大纲》，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党内的同志也认真研读自然科学，学习蔚然成风。
读书方法：现实性与能动性相统一
毛泽东的大智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独特的读书学习方法。和普通人一样，毛泽东读书也会面临时间不足、书本知识的转化运用等问题。毛泽东摆脱时间的限制，常常巧妙地挤出时间学习，获得了更多的读书时间；同时他也不是死读书，阅读时有思考，是有辨别、批判的阅读；他不但重视理论学习，同时也非常注重实际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
1935年以后，毛泽东肩负重要领导任务，工作十分繁忙，时间十分宝贵。但是他仍然挤出很多时间来读书。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逄先知回忆：“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他在阅读的时候常常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阅读，所以他的睡眠时间很少，他几乎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读书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谈到毛泽东如何挤时间学习的时候也是十分动容：他的客厅、卧室、洗漱间都摆了书，他时常在睡觉前、起床后、吃饭前、吃饭后、休息时都在阅读。在外出工作的时候，他也要带上几箱书，在火车上、在轮船上、在飞机上阅读，哪怕只有一点点时间都要加以利用。
毛泽东喜欢读书，他十分注重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他在看书的时候要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圈点、勾画，同时在书的上、下、侧边、段里行间写下批注，这些批注大多是对原文的总结、概括、联想等。对书中说法十分赞同的时候，他会批注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对于有些语句则批注“不通”“荒谬”或者“陋濡”之说也。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认为不能对书中所讲的内容全部盲信盲从，要学会独立思考，加以分析。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谈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决定用暑假的时间进行游学。他们身不带分文，学着叫化子靠乞讨沿途旅行，他认为这样才能从社会底层来观察社会，才能看到平日所不曾看见的，体会到人情世态。这次游学的经历使他意识到弄清中国具体国情的重要性，所以在1919年送大量新民学会成员留法勤工俭学时，毛泽东却坚持留在国内，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