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摇滚乐教父”，一首《一无所有》和中国的摇滚乐一起走过了36个年头，他还是崔健，却已不是那个唱着”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其实摇滚精神是人的精神，不用太强调摇滚这两个字。”
那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崔健1961年8月2日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他的父亲崔雄济是北京空军军乐队的小号演奏员，母亲张顺化生于朝鲜是一名舞蹈演员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成员，所以崔健是文工团里长大的。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他，本是8月2日出生的，父亲擅自将崔健生日改写成8月1日，也为其起名为崔建军，但后来因名字缺乏个性改为崔健。
父亲很早就决定要让崔健学会一门乐器，所以崔健有着比别人更优越的学习音乐的条件。在那个流行考进文工团拿个铁饭碗的年代，崔健走上音乐相关的道路几乎是必然的，但谁也没有料到他能走那么远。
崔雄济虽然是优秀的小号演奏者，却担心从小体弱多病的崔健吹不响小号，但崔健偏偏看不起父亲拿来的手风琴、单簧管，反而觉得小号吹起来「带劲」。
随着崔雄济工作的调动，他的家庭先后住过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崔健的整个童年都是在父亲的军队的环境下长大的。而双亲汉语水准都不是很高，也造成了崔健童年时有口吃的毛病。崔健的父亲发现崔健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如他父亲所言：“崔健从小就这样，他对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并且常常独自观察和思考。
民委宿舍楼房建于1970年代末，曾有过一番翻修、粉刷，看上去还比较新，但楼内的设施其实都很差，房间的面积也很小。
崔健一家从搬来一直到他出名之后的几年，崔健就一直与父母和弟弟挤在民委宿舍这套两室一厅的小房里。即便崔健出名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依然很简朴清苦。光熙里的这片“筒子楼”建于1992年，建成不久崔健就买下两套70平米左右的两室一厅。其中一套是买给父母的，但他父母因为在民委宿舍住习惯了，没有搬过来。光熙里小区的环境与北京一般的居民小区一样，人来人往，热闹嘈杂。这对于明星来说，私密性是比较差的。但崔健在这幢楼里一住就是20多年。崔健家的楼下有一个送水站，据经常给崔健家送水的工人说：崔健的房子装修很一般，家中的家具和摆设式样显得也有点旧，最显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器材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后来，崔健又买了新房，但还是经常在这幢筒子楼里住。崔健很孝顺，也经常回民委宿舍去看望父母
崔健有着强烈的独立选择意识，仿佛是一种本能。
20岁那年，吹小号的崔健如愿考进了北京歌舞团，也恰恰是那个时候，港台音乐和欧美音乐逐渐兴起，从小耳濡目染主旋律音乐的崔健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风格强烈的新鲜音乐。
于是崔健白天在文工团里吹小号，晚上就自己呆在宿舍自学吉他、练歌，不同的音乐风格，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段日子里，他一直尝试创作，和另外六位音乐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在北京的小餐馆和小旅馆里演奏着西方流行音乐，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类型的乐队。
期间，他们发行了两张专辑和几首原创的作品，其余的歌则都是翻唱台湾和欧美的作品，然而不到一年，乐队解散了。
然后就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摇滚乐的新起点。
1985年底，崔健写下了《不是我不明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那是他的第一首摇滚乐作品。
1986年5月9日，崔健首次登台演唱《一无所有》，台下所有音乐人和观众都听得汗毛直立——那是一个几乎所有歌曲里的人称只有「我们」的年代，而崔健几乎是呐喊着唱出了「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写歌，这样唱歌。
从崔健之后，黑豹、唐朝、过载、魔岩三杰等优秀的乐队和音乐人也渐渐崛起，那是中国摇滚最蓬勃的时代，也是人们的思想开始松绑的时代。
其实关于崔健辉煌的过往，大家早已十分熟悉，无需过多笔墨，不过对于「中国摇滚教父」这种名头，崔健表示拒绝。
“我不愿意总是说，好像我们创造了中国的摇滚乐，甚至我都不愿意说，我是什么『摇滚教父』，主要原因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学来的。有些东西是因为你青春期的一种美好的本能，就很容易接受这些新东西，而且马上就能学到，完了马上变成我们自己的去表达出来。”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
在90年代末以后，整个摇滚乐都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2000年末以后，整个华语乐坛的唱片市场都几乎崩塌。2004年，超级女声横空出世，2005年李宇春等人的高人气让这个节目到达巅峰，电视选秀在后几年迅速兴起，唱片市场的崩塌和选秀节目的大热，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在崔健的观念里，一个艺术家应当担起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最需要艺术家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你们不思考社会的问题，你还当什么艺术家，你还写什么作品，你还写什么书？」
而对当下的流行音乐和一些所谓的「摇滚音乐」，崔健对着镜头一脸愤怒地说：「音色听起来像摇滚，外表上还挺帅，服装也很时尚，然后你一看他们的内容，根本没有内心需求，这让人感到尴尬。」
他痛批现在的流量明星、流行音乐，直言：「现在的年轻人听的音乐是包装出来的，都是因为长得好看，先视觉定位，再去做音乐培训，是流水线造星系统造出来的音乐。」
但同时，他也觉得着急，担忧年轻人们没有机会接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他说：
谁也不要去吹牛说自己受过多好的音乐的训练，我们的音乐教育太差了。
即便我们在北京，或者在文工团长大的孩子要比大部分中国人接触音乐的机会多得多，我们还是愿意诚恳告诉大家，我们丢失接触更美好音乐的机会要大于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机会。
我们应该更多的听到音乐，更多的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但有的时候，眼看着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受的音乐教育还不如我们的时候，就很着急。大量热爱音乐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学音乐，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光是经济发展了，音乐教育并没有发展。所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想看到像我们自己成功那样的示例，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多，只能感到着急。
我说这种话并不是因为傲慢，不是我们倚老卖老，恰恰就是觉得音乐非常简单，你得有内容，你得有技术，你得有情感，这三个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听呢？是这种着急，而不是说年轻人跟我们市场不一样，不是因为看到年轻人火了，我们就嫉妒，这种话太简单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而当崔健开始参加一些电视综艺节目，质疑声也蜂拥而至。有人说，崔健向电视妥协，被主旋律文化给「污染」了。
崔健参加电视节目《中国之星》
在长时间的批判言论下，他被认为是「那个站在主流文化的对立面的人」，而崔健自己认为：并不能因为我唱摇滚你就对我存在这样的偏见，摇滚乐在西方还曾经是主流音乐呢。
什么是主流？什么是不主流？反对崔健上电视的那些人，也说不出个答案来。
也有人说，看不懂崔健为什么要上电视节目，他仿佛和屏幕里一切都格格不入，那个记忆里叛逆的年轻人不该出现在那里。
这是崔健所面临的尴尬。
他仿佛无法摆脱人们对他的既定想象，他曾经「一无所有」，但不可能永远「一无所有」。
崔健有一次去做讲座，有个女孩上来就说：
「你怎么现在是小白脸啊，细皮嫩肉，油头粉面的，我不喜欢你了。」
「我一直就这样。」
「你现在话这么多。」
「我是被你们学校请来的呀，我是来交流的。」
「你就应该多唱歌、少说话。」
「这是你想象的。」
后来这样的话听多了，崔健也就不去解释了，无所谓了：「人们对摇滚有误解，认为我们总该端着一个劲儿，不让说不让笑，那太累了。」
到底什么才是摇滚精神，到底崔健该做什么？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是崔健自己决定的事情。
前两天，在带着自己的新专辑《飞狗》巡演上，他特意加了一首《迷失的季节》，用以纪念在郑州水灾中的遇难者，正式演出时，他说：
「我想用我的音乐，对死者表示哀悼。」
在接受「8字路口」的采访中，崔健说：「也有人提醒，说你不应该消费这个事情，因为音乐会是娱乐性的、卖票的，应该让人们感到轻松。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摇滚乐有可能区别于别的娱乐节目，它能提出一些严肃的成分。虽然它是商业性的、卖票的，但它的音乐里还是充满了一种表达，严肃性的表达。」
这句话让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写下《一无所有》的崔健的影子，「表达自己的力量」是他一贯的准则。
20岁时听的那些音乐，给崔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认为这些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和社会平等，社会因素的介入，让音乐与时代挂钩——
「它（音乐）在批判这个社会，摇滚乐在批判，布鲁斯在抱怨社会，hip-hop音乐在骂种族歧视，所有这一切都能找到和社会发生关系的交点。」
坐在电脑前像一条狗
数字世界大草原信息糊口
飞来一个念头像时间穿越
我和草原一起逆天行走
……
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
人群被带进羊群的圈
我如此悬在颠倒的空间
如同黑洞里的一条飞狗
而对于这首歌的评价却两极分化，有人说「你崔大爷还是你崔大爷」，也有人感叹一句「江郎才尽」。
对此，其实崔健早就做了回应。
崔健回应网友新歌评价：
他们能够感受就感受，感受不了我也没办法。
如今，崔健的现场演出比起年轻时，更加从容和成熟，虽然已经60岁，但他在舞台上，永远是那个年轻又充满力量的年轻人。
在8字路口的采访中，崔健想起了自己参加父亲六十大寿的时候，他感慨道：
「那个印象好遥远啊。当自己六十岁的时候，原来如此，仅此而已。」
于他而言，音乐大抵才是唯一的归宿，只要音乐不消失，他便能在每一段音符中永葆青春。
